管窥中西方文学起源之异同 —从《诗经》到《荷马史诗》

疯儿吹过

纵观千古，横览中西，文学之起始无一不以诗歌为滥觞。歌者，抑扬顿挫也，民之传唱也。诗者，言以永志也，凝练隽永也。从百姓喜闻乐见为起始，到文人千锤百炼至精华。这便是文学从朴素表达到艺术升华的自然过程。 而中西方文学之起始则分别由《诗经》与《荷马史诗》为代表。同为诗歌，这两部横空出世之千古巨著却又迥然不同。而这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与对后世文学的深刻影响则更引人深思。特别是在西风东渐已然百年，民族崛起势如潮水的今日。追寻中西方文学的深层异同，对我国文化的拿来主义与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则皆是重中之重。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具体篇目最早可以追溯至商末周初（公元前十世纪）。传至春秋（公元前5世纪），孔子去其荑稗，述而不作。取其精雅者三百余篇，以传后世。其中又分为风，雅，颂三部。风者，民之歌也，起源于阡陌闾阎之间。雅者，君子雅言，士大夫之语也。颂者，庙堂之音，国之颂词也。其中大都言简意丰，长者不过锵锵数百言，短者不及廖廖数十语。而《国风》更因其质朴自然，最为喜闻乐见。直至今日，“在水一方”，“执子之手”之语依然传唱闾阎，脍炙人口。而诗经作为中国文学之滥觞，其地位自有如北辰之极，泰山之阿。孔子曰：不知诗，无以言。可见，在中国上古时期，诗经已经成为贵族阶层交流之标示。而传至中古，苏轼更说，学诗者必以诗经楚辞为始。可见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中一以贯之的重要地位。
《荷马史诗》则是他山之玉，西海之源。据传荷马生于古风前期（公元前八世纪）之小亚细亚，可能因战争沦为奴隶或人质。而《荷马史诗》则记录了青铜时代后期（前十六世纪到前十二世纪）迈锡尼文明的英雄史诗。其中包括《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两部分。《伊利亚特》讲述了战神阿基里斯帮助迈锡尼主帅阿伽门农攻打古城特洛伊的故事。而《奥德赛》则书写了奥德修斯智献木马计后，历经千难万险还乡的传奇。两个故事既相互独立又有内在联系。不但为西方文学建立了开宗立派之范本，同时又保留了古希腊史前文明之剪影。在西方文学与古希腊历史研究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荷马史诗》作为古希腊文明之精华一直倍受赞誉。但丁就曾称赞荷马为“诗人之王”。雨果更曾经写道：世界诞生，荷马高唱。声如夜莺，迎来曙光。
既然诗歌是世界文学的共同起源。那对诗歌的定义与理解又有何异同呢？在《尚书.尧典》中，大舜曾言“诗言志，歌永言。”在《毛诗序》中则解释为“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而孔子言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可见，诗词在中国的定义便是用歌曲一样抑扬顿挫的语言，抒发内心之感受与观照。并强调其净化思想的社会功能。而黑格尔则在《美学》中言及，诗歌是诗人的内心观念与观感本身。而她外在唯美的表现便产生了诗歌。由于诗歌可以最自由地抒发诗人的内心观感，所以也是艺术的最高形式。而亚里士多德则在《诗学》中强调了诗歌宣传教化的社会功能。一经比较，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在中西方文学史中，对诗歌的定义有着惊人的相似：便是人们内心观念的外在唯美表达。
虽然诗歌在东西方定义如此相似，但其具体表现手法却可谓南辕北辙。中国的诗歌大体可分为诗词曲赋四类。而西方则习惯以用途分类，包括史诗，抒情诗，颂体诗与戏剧体诗等。《荷马史诗》属于史诗系统，而《诗经》与绝大多数中国诗词则大体类似于西方的抒情诗与颂体诗。史诗的作用是以诗歌的语言记述和传扬民族中的英雄传奇。由于它本身对叙述功能的强烈需求，致使其长度也远非抒情诗可以比拟。就《荷马史诗》而言，便有48卷，共计3万余行。而由于抒情诗的主要功能是内心的表达与抒发，所以大都更为抽象与凝炼。
正是由于在文学源头上抽像与具体之差异，使千载之下这东西两脉可谓泾渭分明。所以若想比较东西之优劣，探寻两派之精髓则必须回溯至上古，找到其差异之根源。
首先在文学表达上，中国很早便完成了诗歌与散文的形式分化。总体而言，以散文叙事，以诗歌抒情。而在西方文学中，则一直迷漫着诗歌散文化的倾向，所以叙事与抒情大都混杂而生。其原因是，自西周以来中国便有国家书写历史之传统。所以历史之流传并不依赖于诗歌之传唱，而有专门史官进行规范记录。其目的是力求客观准确而非艺术渲染。有如春秋中赵国赵盾弑君时，便有史官董狐为一字之差不惧生死，秉笔直书的故事。这就使中国早期的历史著作（比如国语，左传）呈现出明显的散文化特点。而侧重于感情抒发的诗歌系统则由民歌体系独立演化而成。相比之下，在古希腊文明历经黑暗时代之后（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800年），便失去了一切权威的历史记录。历史的流传则须借助民间喜闻乐见的诗歌形式进行传播。无独有偶，在缺乏历史纪录的印度上古时期也同样出现了两部伟大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与《摩诃婆罗多》。
   而文字使用之差异更是东西文学早期分化之根本原因。在中国，《诗经》中雅，颂两部大都出自于乌衣门第，社稷明堂。而《国风》虽然起源与乡野陌上，但同样依仗于采风官收集成册。可见诗经传播的主要载体源自竹简木牘。而由于当时昂贵的书写成本，不论诗歌散文都必须言简意赅，惜墨如金。而《荷马史诗》的传播手段却是口耳相传而非文字抄送。 这种早期的口述文学虽然在精炼度与稳定性中不免有所欠缺，但却打开了文字传播成本高昂之桎梏。 为西方文学精于长篇的故事演绎与精致的细节描写垫下了伏笔。历经黑暗时代以后，青铜时代的线性文字A与线性文字B已几乎荡然无存。在古风时代早期（公元前八百年后），文字的掌握者十分稀缺，即使是希腊上层贵族也鲜有例外。而《荷马史诗》则是由歌人（aoidoi）口耳相传，说唱吟诵。其形式可能类似于中国今日之评书或评弹。而在早期流传中，应该并没有书面蓝本，表演中更不乏即兴之语。但这并不代表《荷马史诗》中没有铿锵之顿挫与锤炼之表达。相反，在歌人的反复训练与多代传承下，发展出一整套富有韵律美感的文字搭配与音律组合。比如“长短短六音部格”，其每行诗包括六个单元，每个单元包括长短短三节拍，或者长长两节拍。而很多固定之短语，比如“捷足的阿基里斯”，“盔甲闪亮的赫克托耳”同样因为语言搭配之和谐而经常连贯使用。
除此之外，西方诗歌的平民化与中国诗歌的精英化也是当时政治生态的产物。古希腊的民主城邦体制是世界古代史中最特殊的政治形式，也是近代民主体制的一方源头。由于民众地位相对平等，文化艺术并非垄断于少数特权贵族之手。因此其文化出现了强烈的平民性与大众性。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中国文学则一直垄断于士子王孙之手。而文字的垄断则进一步加剧了中国诗歌的贵族性与华丽性。正像许多民歌在形成之初，语言大都清新自然。但经过文人的一番精雕玉琢，便华美绮丽，黼黻文章了。比如南北朝时期的《孔雀东南飞》《木兰辞》，都是民歌经过文人反复加工而成的结果。在中国先秦的贵族宴饮中，诗经的吟咏唱和已然不可或缺。可见诗经在东周时期已主要流传于是社会上层。相比之下，雅典的贵族富贾却要出资资助公开演出的戏剧，以博得群众的好感与认同。其文学向下倾斜的平民性可见一斑。
当然，我国诗词短小凝练的根本原因还是源于文字本身之特性。中文的特殊性在于她是世界上唯一薪火相传的象形文字。由于象形文字的特点，使中国长期处于以字表意而非以词表意的阶段。同时造又就了大量的同音字。正是因为大量同音字与单音节词汇的出现，最大程度上丰富了文字的艺术性与灵活性。比如中文中大量运用对偶，双关，排比，暗喻等艺术修辞方法。而单音节字符又为平仄与押韵的音律运用提供了最大的便利。而以字表意的书写形式又反作用于我国汉语语言的发展。相对衍变快速的腓尼基字母系统，中文最大程度上保证了文字与语言的稳定性。文字的稳定性，同时又为文学的时空积累提供了足够的深度与广度。中文诗赋中大量的典故运用便是中华民族文学结晶的最好例证。从屈原，李白到苏轼，李商隐，无一不是引经据典，立马成文的高手。我们甚至可以自豪地说，古汉语是天生的艺术语言，更是孕育诗词之花最肥沃的土壤。
如果说文字的特殊性是中文艺术化的客观条件，那么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则是其恣意汪洋的道本清源。中国哲学体系之核心便是由内在不断修养达到与外界的圆融统一。在儒家是格物致知，修齐治平。在道家便是上善若水，道法自然。简而言之，儒家更强调人与社会之和谐，道家则更强调人与自然之和谐。而此和谐并不依赖于外在的改变，而是源于自身内在修为的不断提升。因此在中国文化中，外界事物与内心本体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需要用内心世界去感悟外在自然影射于内心之观照。因此内在感情的抒发自然也成为诗歌以及文学表现的主体功能。而在西方的哲学体系中，客观理性一直占有其极重要的地位。从开创理性思维的米利都学派到崇尚演绎与归纳的亚里士多德，古希腊哲学体系中一直闪耀着理性之光。或而言之，其更倾向于置身自然之外，以冷静之眼神审视世界，描述世界并寻求其关联。这也映证了为何西方文学强于科学记述，而我东方文学则长于艺术抒情。如果说西方文学中闪耀着智慧与思辨的理性之光，那东方文学便徜徉在深邃与浪漫的心性之海。此二者有如天地相合，阴阳负抱，各有长短专攻而无上下之分也。
正因为以上诸多不同，三千年来中西方文学可谓上下迥异，各有千秋。中国文学中一直弥漫着强烈的诗歌化倾向。从诗经楚辞到骈文汉赋，从唐诗宋词到八股文章。可以说中国文学中对音律铿锵与文辞华美的追求已到达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学而优者士的科举制度与文人治国的崇高地位则更为文学艺术化推波助澜。不管是八股取士还是皇家诏书都是骈文歌赋的用武之地。这就在客观上更提高了诗歌在我国文学史中的地位。相比之下，小说，戏剧等平易的大众文学则长期被排斥在主流严肃文学之外。《汉书。艺文志》中便言及：“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所造也。”也就是说，小说不过是正史以外的乡野拾遗，饭后谈资罢了。相比之下，西方的文学则一直沿袭着平民化与实用化的道路。这也使小说与戏剧等平民文学，在西方文学史中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也正因为中国文学过于精英化与艺术化，致使其实用性有所欠缺。就像宽袍大袖的衮服高冕虽然看上去气宇轩昂，却不可上山下田，劳动耕作。而自唐朝以来，中国历史中追求散文化的古文运动则一直时起时伏。其中，中唐大文豪韩愈便身体力行提倡文以载道，文风从简。从而一扫南北朝以来骈文綺靡浮华，言之无物之弊端。第二个古文运动之高峰则在北宋。欧阳修，苏轼等士文人同样提出平易流畅，文道合一的观点。但中国最大的文体变革还是来自于近代的白话文运动。由于中国古文文言不合的弊端已极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的教育普及与科技进步。在西方殖民者血与火的逼迫下，一批近代大儒痛定思痛，决定彻底改变中国古文体系。以钱玄同，胡适为代表的近代学者高举新文化运动之大旗，开创了书面口语化的全新书写方式。由此，当代使用的白话文体终于应运而生，铺陈开来。
白话文体的出现可以说是历史发展之必然。他即是教育普及的需要也是文字传递文明的本质需求。对于我国社会进步，科技发展都起到了举足轻重之作用。既然如此，那中国古文的发展前途又在何方呢？是否就一无是处了呢？
首先，古体文学是我国文化传承之脐带。今日之文明必然建立于昔日文明的肩颈之上。而文字则是文明传承的最主要载体。中华民族之所以能三千年生生不息，屹立不倒，文轨合一的凝聚力实不可小觑。正是因为千年一脉的君子雅言使中国文字拥有强大的稳定性，从而凝聚了强大的向心力。在三千年漫长的文字演化中，以象形文字为基础的古体文字系统可谓变化甚微。而放眼西去，西方文明的拼音文字早已面目全非。正是因为语言的演化要远远快于文字之演化，所以整个欧洲大陆可谓民族林立，五色斑斓。而我泱泱中华虽然南腔北调，却仍可一脉相承。换而言之，中文可谓是中华文明三千年之万里长城。如果轻易毁弃，无异于擅杀檀道济，自毁我万里长城尔。
既然不变不足以进步，变又恐失我华夏之传承。那我翼翼神州之千载文脉难道便真的进退维谷了吗？这出路恐怕就只有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了。所谓因时制宜便是指在不同时期，文学发展有其不同之任务。比如在中国近代危亡之时，康有为先生便曾面折庭争道：祖宗之法尚不保祖宗之地，谈何祖宗之法？可见，中国近代史同时也是一部我国在文化上破茧而出，涅磐重生的自救史。在这东西文明大融合的时期，我国文学也自不可独善其身。不仅要因势利导，更要海纳百川了。
直至本朝，文化革命先一刀砍断传统文学的千年老树，改革开放再嫁接上西方文化的南桔北枳。这西学之风真可谓狂风呼啸，蔽日遮天。英语作为世界语言，实是重中之重；而中文形同鸡肋，则不免一简再简。时至今日，我国物质之发展已然一日千里，而民族之精神却有如风过炊烟，袅袅不绝于线。若再如此厚彼薄此，恐怕不仅要披发左衽，更要仁义充塞了。因此，因地制宜便该大书特书。所谓因地制宜是指该用白话的用白话，该学文言的学文言。这分别界限则应源自表达目之不同。前文已然谈及中西方文学与哲学之侧重。一番兼容并蓄之下，理性科学之术大可西学舶来，简而易之；而这文学艺术之举则不免要流传有序，溯古立新了。既然，文字之目的是交流与传递，我等常人便没有必要用之乎者也来书写数学物理。但既然我国文学本已然是瀛洲之海，琼山之巅，却又何必妄自菲薄，自毁机杼。结果洋爸爸的十四行诗还没学会，老祖宗的五绝七律又丢得干净。只可怜近日一班文豪只能靠大呼小叫，咿呀学语来装点门庭，却终不免要落到得个黔驴技穷，沐猴而冠的下场了。此类人公常手持竽瑟，高发雅俗与共之论。以谄上为雅，媚下为俗。效犬狐庙堂之伪，流淫靡乡野之弊。其形易现，其心易诛。然则君子之不见，犹如凤鸟不至，洛图不出矣。实则，雅者，阳春白雪也；俗者，下里巴人也。大俗大雅者，为雅士俗笔，言简而义深也。有如，乐天与退之；聊斋并红楼。作为今日之文人需有传统之功底，由文学传承脱胎而来方可大俗大雅，雅俗共赏也。
行文至此，其意也彰。东西文渊两脉，各有千秋。西方文学更侧重理性之描述，我中华文学更擅长心性之抒发。其中之深意又源自文字，历史与哲学等诸多不同。而当今大势之下，需一面借西方之慧眼以兴国之利；一面仰观乎古人以自省其心。老子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千古黄钟大吕之音，今尤不绝于耳也。

记忆中相随

嘘，低调。

皇明光伏刘兴华

呵呵。。。